日前，廈門大學發布中國季度宏觀經濟模型2017年春季預測報告。報告指出，2016年為穩定經濟增長，依靠信貸擴張使基礎設施投資以及房地產投資實現了快速增長，但依然無法彌補民間投資增速大幅下滑對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的影響。

　　一方面，高企的非金融類企業的債務負擔抑制了新增投資需求的擴大；另一方面，信貸資源卻被過度集中地配置在房地產業、基礎設施以及偏向國有企業，加上各種投資壁壘的存在，導致了實體經濟特別是民營企業投資增長乏力。在假定今年貨幣政策保持穩健中性的前提下，2017年民間投資增速快速反彈的可能性較低。

　　對此，報告認為穩定民營企業家信心應當是2017年宏觀經濟調控的首要任務。無獨有偶，在今年全國兩會的提案中，民建中央也呼吁盡快提振民企投資信心，以此應對民間投資下行壓力。

　　加快資本市場化改革 提高信貸資源配置效率

　　研究表明，當前隨著制造業過剩產能的消化，我國制造業的結構升級進程也開始啟動。其中，民間投資對制造業的轉型升級貢獻不可忽略。如果民間投資增長持續低迷，將不可避免地阻礙制造業的結構升級，并抑制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因此，我國應加快資本市場的市場化改革，提高信貸資源的配置效率，充分滿足民間投資的需求。

　　同時，國家相關部門應充分重視化解企業債務高企的風險。現階段，企業債務負擔已成為抑制企業新增投資需求的主要因素。隨著PPI的逐步回升，企業實際債務負擔將有所減輕。宏觀政策應利用好這一時機，幫助企業化解債務風險。

　　報告指出，2016年民營經濟國內投資增速的大幅度下滑，是中國經濟難以承受之痛。預計2017——2018年，民營經濟的投資增長速度仍將維持在一個相當低的水平上。如要實現6.5%左右的經濟增長，仍然需要有關政府部門發力，提供超過20%的基礎設施投資增長，同時需要國有部門的更多投資。在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國企的杠桿率居高不下，債務風險上升，去杠桿任務仍然繁重的情況下，要繼續依靠政府及國有企業加大投資力度而保增長，實在是難以承受之重。更何況它將進一步扭曲國民經濟結構，降低投資效率，造成潛在的增長拖累。與此同時，超高速的民營經濟對外投資增長，也造成了本幣匯率穩定、外部經濟平衡的額外負擔。因此，穩定民營企業家信心，盡快恢復民營經濟的國內投資增速，實現民營經濟國內投資與對外投資的平衡，是2017年宏觀經濟調控的首要任務，這一問題的解決，將有利于推動當前國民經濟其他多種矛盾的化解。

　　從政策而言，采取有效措施推動民營投資增速回升，有利于解決當前宏觀經濟運行中一些凸出的矛盾，也有利于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相關部門需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側重點逐步轉向降成本、補短板。降成本，關鍵是“要在減稅、降費、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要降低各類交易成本特別是制度性交易成本，減少審批環節，降低各類中介評估費用，降低企業用能成本，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勞動力市場靈活性”；補短板“要既補硬短板也補軟短板，既補發展短板也補制度短板。”因此，應當逐步地將工作重點轉向降成本、補短板，通過降制度性交易成本，補制度短板，促進民營經濟擴大國內投資，推動國有企業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參與降杠桿，參與第三產業中管制產業的市場化進程，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現代服務業等，補發展短板。

　　放寬民間投資市場準入 提振民營企業發展信心

　　在民建中央看來，近年來民間投資增速不斷下滑的主因，是受國外市場疲軟出口不振，國內產能過剩擠壓實體投資回報率，公共投資“擠出效應”逐漸顯現等多種因素影響。

　　對此民建中央建議，一是我國應當引導民間投資轉型升級，扭轉“脫實向虛”態勢，提升民企轉型能力，讓民企“能投資”。實施綠色制造、智能制造工程和工業強基工程，用先進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增強制造業核心競爭力。堅持以市場化方式推動過剩產能退出，加快技術創新、產品升級和品牌打造，積極引導社會資本向優質企業和“高精尖”項目集聚和流轉。大力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發現和培育新市場、新領域、新模式，把推進新興產業特別是服務業的發展作為企業轉型的新契機。鞏固實體經濟基礎，提高實體經濟投資回報率，引導民間資本投向實體經濟，激發民企投資活力。

　　二是進一步放寬民間投資市場準入，增強政府和國企投資的引導“協同效應”，防止對民間投資“擠出效應”，讓民企“有空間投”。放寬市場準入，建立行業準入負面清單制度，逐步消除各類顯性或隱性門檻；出臺相關政策，引導和扶持民間投資進入醫療、養老、教育等民生領域。建立完善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最大限度的為民間資本騰出投資空間。大力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降低民間資本進入門檻。增強政府和國企投資的引導協同效應，大力推廣PPP模式，發揮政府資本的引導放大效應和民間資本的靈活、創新優勢，形成政府投資與民間投資的合力。

　　三是調整金融結構，形成金融更好服務實體經濟的體制機制，使民間投資“有錢可投”。放寬金融市場準入，培育更多的金融主體，完善多層次“門當戶對”的間接融資體系。創新貸款抵押品，探索開展知識產權、核心技術、訂單等質押貸款業務，加大對民營企業的融資支持。規范融資中評估、審計、保險等金融中介服務收費，構建政府主導的融資擔保體系，降低融資擔保成本。推進政府引導基金與民間資金共同承擔風險，培育以天使、風投和股權投資基金為主的多層次的直接投資體系。穩步發展“新三板”市場，規范股權眾籌等新型互聯網金融業態。加快建立和完善社會征信體系，極力減少民營企業融資過程中信息不對稱等問題。

　　四是組合出拳降低民營企業成本，讓企業有利可圖，使民企“想投資”。適度調整企業“五險一金”支出，合理控制企業最低工資標準調整幅度，降低企業用工成本。進一步改革稅收體制，落實固定資產加速折舊和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嚴格執行小微企業稅收優惠政策。嚴格落實涉企收費目錄清單，嚴厲查處“亂收費”、“亂罰款”行為。規范和清理貸款中間環節收費，引導金融機構合理控制存貸款利差。推進電價市場化改革，完善煤電價格聯動機制，降低用氣、用電價格。防止在財政下行過程中征收“過頭稅”，進一步降低民營企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五是完善產權制度，政府誠實守信，構建新型政商關系，營造安全放心的投資環境。維護政策的連貫性和確定性，穩定投資預期，提振投資信心，鼓勵民企“長期投資”，讓民間投資“活水”涌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