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研究氣候變化的主流工具——氣候變化綜合評估模型（IAM），就是秉承了這一框架，并被廣泛用于模擬經濟和氣候共同發展，用于測試碳稅等相關氣候政策干預經濟的后果。

　　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爆出了一個不大不小的冷門。

　　10月8日，美國經濟學家威廉⋅諾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和保羅⋅羅默（Paul Romer）摘得了這項桂冠。

　　獲獎的兩位經濟學家，回答了一個長久以來人們的疑問：在解決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命題上，經濟學與自然科學并非涇渭分明。兩位獲獎者正是將技術創新和氣候變化與經濟增長相結合，通過解釋市場經濟與自然和知識的互相聯動，拓寬了經濟學分析的范圍。

　　這或許為今后的科學家和經濟學家們拓寬了思路：在解決某一個問題時，嘗試用經濟學和自然科學跨界融合的方式，或許會有新的路徑。

　　正如威廉⋅諾德豪斯開創的氣候變化經濟學，為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設定了研究方向。

　　氣候變化中的經濟學

　　威廉·諾德豪斯，是美國耶魯大學經濟系重量級教授之一，他早年與薩繆爾森（Paul.Samulson）合著《經濟學》而成名于世。但他最有影響力的研究領域，始終沉淀在資源環境經濟學，包括能源經濟系、環境經濟學、氣候變化經濟學等方向。

　　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諾德豪斯就開始了這項學術研究。這來源于當時科學家們的普遍擔憂：化石燃料的使用，將會導致氣候變暖。

　　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諾德豪斯首創了綜合評估模型（integrated assessment model），通過全局性的定量模型，描述經濟與氣候之間的相互作用。將能源、環境、資源、氣候、氣象以及經濟學等跨界學科納入到經濟學的解釋框架中，形成了一個后來他稱之為DICE Model的可計算一般均衡分析的模型。

　　這個模型是：經濟系統在運轉過程中產生二氧化碳，二氧化碳使得生態系統發生變化，這種變化再影響到經濟系統，形成一個循環流。

　　諾德豪斯的貢獻，集中于方法論的提出。盡管這位獲獎者無法對問題給出確鑿的答案，但這個理論模型，讓人類實現全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目標更近了一步。

　　瑞典皇家科學院在頒獎詞中寫道：

　　諾德豪斯和羅默均設計了新的研究方法以解決我們時代最基礎、最緊迫的問題，探究如何創造長期持續而穩定的經濟增長。

　　諾德豪斯還認為，人類在面臨氣候變化影響時，應以漸進式的政策予以應對。這與英國倫敦經濟學院教授斯特恩（Stern）的激進結論迥然相異，其核心思想已為美國政府所采納，是美國各屆政府出臺應對氣候變化各項政策的理論基石，并對全球應對氣候變化施加深遠的影響。

　　理論模型

　　經濟學作為一門人文社會學科，其切入氣候變化議題的起始點在哪里呢？

　　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當這一概念甫一提出，人們充滿了狐疑和不解。

　　當時，人類經濟活動對大氣、生物的影響已初現端倪，諾德豪斯在這篇寫于1977年的文章（Economic Growth and Climate: The Carbon Dioxide Problem）中提出：

　　人類經濟活動對全球氣候的影響，已經成為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

　　事實上，這篇文章很短，卻對二氧化碳的特性、減排的國際合作、政策手段、不確定性等相關問題，都有所論述。文中所表述的許多憂慮，近30年來逐漸在現實中一一呈現，比如國際合作的艱難性、分析研究中的不確定性等。

　　對于不確定性，諾德豪斯給出了兩點理由：

　　一方面，旨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政策措施，必須經由經濟系統才可起作用；另一方面，氣候變化也會對經濟系統的生產過程和最終產出發生影響，比如干旱導致糧食歉收。

　　實際上，提出這一論斷，諾德豪斯和他的團隊，花了15年左右的時間。作為經濟學家，他們需要了解生態系統運行方面的大量知識，并對如何取舍以放入模型做出判斷。

　　這一模型蘊含了深邃的道理，自然學科在做預測時，往往使用簡單的外推法，比如把二氧化碳排放量與GDP相掛鉤，就忽略了微觀主體對經濟環境變化的適應能力。

　　例如：氣候如果變得干旱了，農場主可以不種植小麥，而改種對水分要求更少的玉米。

　　可見，自然學科在探索地球生態系統的規律上起著基礎性的作用，但是如果涉及到遏制氣候變暖的政策實踐，就繞不開經濟學。

　　在諾德豪斯研究的基礎上，學術界開始將整個世界當作一個整體，判斷有效的碳減排方案。

　　后來的DICE Model模型，在接近現實的程度上更進一步，將世界分為了10個區域，像美國、中國這樣的碳排放大國為一個獨立區域，其他的區域則包含了多個國家，它們在一定的博弈環境下做出選擇，分別對應了完全不合作、有限合作、完全合作三種情形。

　　這幾乎預言了歷屆氣候大會上，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關于碳排放責任的“氣候博弈”。

　　碳稅的指引

　　在碳減排的機制設計上，諾德豪斯也多次表達了自己的主張。他把常見的碳減排手段分為三種：行政管制、數量許可證和相應的交易市場、以碳稅為代表的價格機制。

　　1997年，京都議定書采用了數量許可證的方式，來約束各國的碳排放行為。但諾德豪斯認為，像京都議定書那樣的數量控制型框架，避免不了效率欠缺的問題，要達到有效率的結果，還需要借助價格機制——碳稅。

　　碳稅是碳排放的隱含價格，會隨著時間推移而加速增加。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可以通過碳稅與能源價格的比較，以做出更低成本的選擇。如果政府出臺碳稅，企業可尋求替代能源，從而在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的同時，維持GDP增速不放慢。

　　正是在這一理論框架的指引下，全球碳匯交易從無到有，從理論到實踐，開啟了探索的步伐。

　　中國的碳排放權交易市場，也已經在近年悄然啟動。

　　2017年12月，《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建設方案（發電行業）》印發，明確以發電行業為突破口，啟動全國碳排放交易體系。

　　例如，在同一個月份，內蒙古大興安嶺重點國有林管理局綽爾林業局與浙江華衍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完成一筆金額為40萬元的林業碳匯項目交易，這一項目的碳減排總量為138.7萬噸，這是我國最大國有林區——內蒙古大興安嶺第一筆林業碳匯交易。

　　目前，中國碳交易正在進行基建、培訓方面的準備工作，預計將于2020年全面推開。隨著時間推移，買賣碳匯將是能源和生態企業常態化交易項目，購買碳匯，將成為工業企業的大宗采購商品；而出售碳匯，也將為生態企業帶來豐厚回報。

　　你看，從理論模型出發，人類在解決資源和氣候變化問題上，已經實現了重大成果，盡管這一進程并不順遂。

　　正如瑞典皇家科學院所闡述的那樣：

　　經濟學的核心是配置稀缺資源，當自然要素成為了經濟增長的主要約束條件，而我們的知識，將決定我們如何解決這些約束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