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2010年以來我國經濟增長的速度持續下滑，而且繼續下滑的壓力還很大?
一般的看法認為，增長的持續減速是由于我國經濟中，國有產權低效、高桿杠率、人口老齡化、不可持續的投資拉動增長模式等內部結構因素。這些結構問題一時難以根除，因此，國外一些唱空中國經濟者認為，即使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很大，經濟仍將持續下滑，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去年下半年以來股市、匯市的波動則進一步加強了人們對我國經濟未來前景的悲觀看法。
減速更多源于外因
作為一個發展中的轉型國家，我國經濟確實有許多有待解決的體制、機制、結構性問題。
需要指出的是，2010年以來我國經濟增長速度節節下滑，實際上主要是由外部性和周期性的因素引起。2010年和我國處于相同發展程度的其他三個金磚國家——巴西、印度、俄羅斯——的增長速度分別為7.5%、10.3%、4.5%，2014年分別下降為0.14%、7.3%和0.6%，增長下滑的幅度更大。它們并沒有國有企業效率低、人口老化、投資比重過高的問題。不僅如此，韓國、新加坡等高收入、高表現、外向型經濟體，2010年的增長率分別為6.5%和15.2%，2014年則下降為3.3%和2.9%。這些高收入、高表現經濟體不應該有多少體制、機制、結構性問題，但是，同期增長下滑的情形比我國還嚴重。只有共同的外部性、周期性因素才能解釋為何這些經濟體在同一時期都遭遇相同的增長減速。
其實這種同期增長速度普遍下滑的現象并不難理解，從統計分析來說，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有三個來源：出口、投資和消費。首先，1979年到2013年間，我國平均每年出口增長率是16.8%，而由于美國、歐洲等發達國家尚未從2008年國際金融經濟危機中完全復蘇，增長乏力，消費不振，所以近年來我國出口增長銳減。其他新興市場經濟體和東亞出口導向型發達經濟體同受此影響。其次，2008年為應對國際金融經濟危機，我國和其他國家一樣采取了積極財政政策去支持投資，啟動需求，這些項目大多已經完工，在國際經濟尚未恢復常態、外需不足時，如果沒有新的穩增長的投資項目，投資增長率必然出現周期性下降。
在上述情況下，經濟增長的主要來源就只剩下消費一項，我國因為就業尚未受到太大影響，家庭收入和消費的增長還維持在8%左右，其他新興市場經濟體和出口比重高的東亞高收入經濟體則面臨家庭收入和消費增長的下滑，所以，GDP增長下滑的幅度遠比我國大。
內需潛力仍然巨大
2008年全球金融經濟危機爆發以來，遭受沖擊的美歐等發達國家出于政治原因難以推行降低工資、減少福利、金融去桿杠、政府減少財政赤字等必要的結構性改革以提高經濟活力和競爭力，有可能出現長期增長疲軟，弱化了國際需求，我國未來的增長將更多依賴內需。
“十三五”期間我國政府設定的增長目標是6.5%以上的中高速增長。由于外需增長疲軟，上述增長目標的實現有賴于包括投資和消費在內的國內需求的增長。我國在這兩方面潛力足、回旋余地大。
首先，從供給側來看，產業升級的空間很大。我國在2014年進口的制造業產品就達1.3萬億美元，這些都是國內自己不能生產，或是對質量要求更高的產品，在這方面可以投資的機會很多，經濟回報率很高。
其次是基礎設施。我國過去對基礎設施的投資不少，但是，主要集中在城際高速公路、高速鐵路、機場、港口等，城市內部的基礎設施如地鐵、地下管網等則還嚴重不足，這方面的投資可以降低交易費用，提高經濟效率，社會回報和經濟回報都很高。
第三是改善環境。我國在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中出現了環境污染問題，環保方面的投資會有很高的社會回報。
最后是城鎮化。我國現在城鎮人口約占總人口的56%，發達國家城鎮人口一般占80%以上，隨著我國經濟發展，城鎮化將不斷推進，需要大量的住房、城市基礎設施投資和公共服務投入。
上述都是很好的投資機會，具有高的經濟和社會回報。這些都是補短板，在短期創造需求，增加就業，建成后可以從供給側提高生產力，降低交易費用，改善環境質量，促進可持續發展，屬于超越凱恩斯主義的舉措。產業升級是以企業家為主體按照比較優勢和市場需求變化，進行產品升級換代的投資，政府的投資則主要是集中在為企業降低交易費用、改善生產生活環境、環保投資和城鎮化的建設上。
在經濟面臨下行的情況下國內尚有大量好的投資機會，這是我國作為一個中等收入國家跟高收入的發達國家最大的不同之處。首先，發達國家的產業、技術已經處于世界的前沿，經濟下行出現產能過剩，很難找到下一個增長點。其次，發達國家的基礎設施普遍完善，頂多是把老舊的基礎設施改善一下，這種投資回報率低;此外，發達國家的環境也相對較好，城市化已經完成。所以，在經濟下行時，判斷我國的發展前景和應對舉措，不能簡單拿發達國家的經驗作為參考。
財力雄厚保障投資
有好的投資機會還需要有好的投資條件，在這點上我國也同樣具備許多優勢：
首先，我國中央和地方兩級政府積累的負債總額占GDP的比重不到60%。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政府負債都已超過100%，我國運用財政政策來支持基礎設施投資的空間比其他國家大得多。現在主要的問題是地方政府通過投資平臺借銀行或影子銀行的短期債務來進行長期基礎設施投資，出現期限不配套。去年以來財政部允許地方政府發城建債來置換其在銀行、影子銀行的欠賬，這是一個很好的措施，必要時可以加大這方面的力度來支持基礎設施投資。
其次，我國的民間儲蓄接近GDP的50%，是全世界水平最高的國家之一，可以用積極的財政政策來撬動民間投資，包括開放民間對基礎設施的投資。
第三，投資需要用外匯從國外進口一些技術、設備和原材料，我國則有3.3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居世界第一位。
以上三點是我國跟其他發展中國家最大的不同。其他發展中國家也有很多好的投資機會，但它們面臨外部沖擊和經濟周期性下行時，經常受限于政府的財政情況不好、民間儲蓄率低或外匯儲備不足的瓶頸限制無法投資。另外，我國的銀行利率和準備金率高，政府也可以用降低利率和準備金率等增加貨幣供給的政策來支持投資，不像歐美日等發達國家利率已經在零的水平，出現了流動性陷阱。
這些有利條件在“十三五”期間都不會有變化，把它們利用起來，在必要時用積極的財政政策撬動民間投資，用貨幣政策增加信貸支持有效投資，改善供給側結構，就會創造就業，促進消費。即使外部條件相對不好，出口增長疲軟，在有8%增長潛力的條件下，依靠國內的投資和消費也有條件和能力在“十三五”期間實現年均6.5%以上的經濟增長，使我國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跨過“中等收入陷阱”，向高收入國家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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